“广义社会法”与“中义社会法”(一)

2001年3月9日,时任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中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划分为七个法律部门(法律门类),这一提法促使社会法的研究趋于活跃回顾过去,社会法研究中最大的理论贡献莫过于提出了所谓 中义社会法的称谓笔者发现,多数学者的研究均直接或间接地基于“中义社会法”这一概念。相当一部分学者在论证过程中更是将广义社会法置于与中义社会法对立的立场,并通过对“广义社会法”的批评来阐述所谓的“中义社会法”观点。本文是“广义社会法”观点持有者对这种学术批评进行的回应。在沉默多年之后,笔者之所以选择回应,是基于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对于官方的法律体系安排,尽管社会法学研究者一片赞扬,但十年来社会法理论上却并未出现有影响的论著分析“广义社会法”与“中义社会法”相互关系,尤其是一部分学者对“广义社会法’的批评方式,有助于找出当前社会法研究的瓶颈所在,也有助于总结社会法研究的得失。
一、问题的提出
(一)对”广义社会法“质疑的背景
九届全国人大将社会法界定为”调整劳动关系、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关系的法律。我国已经在这方面制定了劳动法和一批保障社会特殊群体权益的法律“。这是我国官方文件中第一次出现社会法的概念,并将其作为法律体系中一个重要的法律部门(法律门类) 十届全国人大也沿用了类似的提法。我国学界由此认为,我国官方表述了一种以法律部门为形式的”中义社会法“的概念。
在此之前,我国几乎没有学者从法律部门的视角对”社会法“进行概括,较为流行的是从一种比法律部门更高层面的”基本结构“的角度,对”社会法“作为”第三法域“作出广义的学理解释。按这种解释,社会法是一个有相同结构因素的法律群,与之对应的是社会法域。笔者的主要观点公开发表于1999年和2001年,《社会法原论》作为司法部的课题,本身还要评审出版,成果完成于2000年上半年。笔者在使用”社会法“这一概念时,在沿袭此前观点的基础上借鉴了孙笑侠的提法。无论是笔者还是孙笑侠恐怕都无法预知人大此后的提法。如果作一个对比,孙笑侠所称的社会法除官方现在定义的社会法外,还包括中国式的经济法。笔者定义的社会法,除包括现在官方定义的社会法外,还包括部分经济法内容。笔者认为,财税法计划法这些完全以国家管理为内容的法律,其实只是一种经济行政法,是纯公法的内容,在很多市场经济国家也不包括在经济法中,更不应包含在社会法内
随着”中义社会法“的提出,官方的表述被理解为”法律部门“而非”基本结构“,在法律用语上便出现了一些混乱,有些学者将”社会法“语词归类为狭义、中义、广义和泛义四种。有学者进一步建议将社会法研究中狭义、中义、广义和泛义相关语词统一为”社会保障法“、”社会法“、”社会法域“和”社会中的法”。依笔者看来,在这四个用语中,官方所具有的强势地位,使“社会法”只能用于官方确定的中义范围,成为一个排他性的概念,超出这一范围的,都只能归入广义社会法范畴,否则会引起新的语词混乱。经济法学界已经有人提出以“社会性法”来称呼超出官方确定范围的那部分内容。笔者认为,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提法。
本来这一因历史原因引发的语词争论应当落下帷幕。然而,几年之后,用语争论开始被重新定性。“社会法作为第三法域的代名词”成为“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重要证据,并被冠以“法律理念”的称谓而受到批评。发动这场学术争鸣的,还有更为年青的学者。“立法机关将社会法定义为法律部门”值得肯定。“社会法是一个法律门类,而不是法律理念。”这些学者进一步将所谓“法律理念”的研究斥为“毫无价值”、“ 危害社会法的存在价值”近年来尽管持这种观点的撰文者增多,但从具体观点的阐述上看,均未有明显的突破。
(二)对中义社会法的褒扬
谢增毅以“史无前例”、“具有理论创新勇气”、“具有科学性”、“勇气和智慧”、“值得肯定”、“值得称道”、“比较恰当”、“有益尝试 ”、“触及了社会法的本质”等词语来称赞官方确定的中义社会法。
谢增毅赞扬道:“这一方面说明立法机关对社会法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立法机关对社会法理论创新的一种勇气。”如果我们以“中义社会法”做一个标杆,会发现世界上基本没有国家采用这样的所谓部门法设计或法理分类。如果我们将小于这一标杆的立法范围称为“狭义社会法”,将大于这一标杆的立法范围称为“广义社会法”,我们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作为法律部门设计的基本上都是“狭义社会法”;作为法群结构存在的主要是“广义社会法”。
(三)对广义社会法的贬低
对于广义社会法的国际影响,郑尚元的说法是:”不可能与国外社会法理论与制度进行比较。“谢增毅的说法是:“不符合目前国际上关于社会法的普遍学说。”然而,他们却忽视了在赞扬官方时透露出相互矛盾的信息:“立法机关将社会法定义为法律部门,而不是国际上曾经流行而且现在又受到国内某些学者推崇的’第三法域’,也值得肯定 。””第三法域 “的说法到底有没有国际影响力呢?至少从谢增毅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广义社会法”在德国法国日本均有人主张,在日本还极为流行,何来“不可能与国外社会法理论与制度进行比较”的说法?如果想表达曾经流行而现在不流行的意思,这些学者倒是应当认真思考我国目前处在什么样的发展阶段上,学者的任务并不是一味追求流行。
对于广义社会法的现实影响,谢增毅认为:“社会法只能沦为一种法律性质或者法律理念,”“最终将危害社会法的存在价值”这种观点以此消彼长的方式,将官方定义的“中义社会法”与“广义社会法”置于完全对立的地位。先不说“广义社会法”是不是仅仅只是“法律理念”,为什么法律性质或者法律理念的讨论要与“沦为”这样的贬义词联系,被称为“危害社会法的存在价值”?有关学者并无交待。立法实践脱离法律理念而发展,难道是一种正常的状态吗?
如果我们不割断历史看问题的话,官方关于社会法的定位决非空穴来风,这一点人大有关方面是有说明的:“关于法律部门,法学界有不同的划分方法,常委会根据立法工作的实际需要”进行划分。在此之前,“经济法”的提法已经频频出现,在我国现行的部门立法体制下,官方面对两个法律部门,将扣除经济法之外的内容作为社会法的内容,是一种很自然的选择,也反映了学者希望强化“社会法”这一概念的想法。在一个正常的管理秩序下,官方总是在学术争鸣中作出某种更为现实的决策。学者讲的是“理论逻辑”,官方讲的是“实际需要”。无论这种官方决策是否与某一种具体的学术观点相同,之前的社会法研究显然推动了官方对于社会法的关注和认识。
面对一些学者的质疑,如何理解“广义社会法”与“中义社会法 ”?两者应当是怎样的关系?笔者认为,对于广义社会法 的批评至少应当区分为两种情况:其一是批评者与被批评者只存在表面分歧;其二是批评者与被批评者存在着实质分歧,尤其应当关注为回避分歧,对被批评者观点进行歪曲的现象。

“广义社会法”与“中义社会法”(一)

2001年3月9日,时任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中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划分为七个法律部门(法律门类),这一提法促使社会法的研究趋于活跃回顾过去,社会法研究中最大的理论贡献莫过于提出了所谓 中义社会法的称谓笔者发现,多数学者的研究均直接或间接地基于“中义社会法”这一概念。相当一部分学者在论证过程中更是将广义社会法置于与中义社会法对立的立场,并通过对“广义社会法”的批评来阐述所谓的“中义社会法”观点。本文是“广义社会法”观点持有者对这种学术批评进行的回应。在沉默多年之后,笔者之所以选择回应,是基于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对于官方的法律体系安排,尽管社会法学研究者一片赞扬,但十年来社会法理论上却并未出现有影响的论著分析“广义社会法”与“中义社会法”相互关系,尤其是一部分学者对“广义社会法’的批评方式,有助于找出当前社会法研究的瓶颈所在,也有助于总结社会法研究的得失。
一、问题的提出
(一)对”广义社会法“质疑的背景
九届全国人大将社会法界定为”调整劳动关系、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关系的法律。我国已经在这方面制定了劳动法和一批保障社会特殊群体权益的法律“。这是我国官方文件中第一次出现社会法的概念,并将其作为法律体系中一个重要的法律部门(法律门类) 十届全国人大也沿用了类似的提法。我国学界由此认为,我国官方表述了一种以法律部门为形式的”中义社会法“的概念。
在此之前,我国几乎没有学者从法律部门的视角对”社会法“进行概括,较为流行的是从一种比法律部门更高层面的”基本结构“的角度,对”社会法“作为”第三法域“作出广义的学理解释。按这种解释,社会法是一个有相同结构因素的法律群,与之对应的是社会法域。笔者的主要观点公开发表于1999年和2001年,《社会法原论》作为司法部的课题,本身还要评审出版,成果完成于2000年上半年。笔者在使用”社会法“这一概念时,在沿袭此前观点的基础上借鉴了孙笑侠的提法。无论是笔者还是孙笑侠恐怕都无法预知人大此后的提法。如果作一个对比,孙笑侠所称的社会法除官方现在定义的社会法外,还包括中国式的经济法。笔者定义的社会法,除包括现在官方定义的社会法外,还包括部分经济法内容。笔者认为,财税法计划法这些完全以国家管理为内容的法律,其实只是一种经济行政法,是纯公法的内容,在很多市场经济国家也不包括在经济法中,更不应包含在社会法内
随着”中义社会法“的提出,官方的表述被理解为”法律部门“而非”基本结构“,在法律用语上便出现了一些混乱,有些学者将”社会法“语词归类为狭义、中义、广义和泛义四种。有学者进一步建议将社会法研究中狭义、中义、广义和泛义相关语词统一为”社会保障法“、”社会法“、”社会法域“和”社会中的法”。依笔者看来,在这四个用语中,官方所具有的强势地位,使“社会法”只能用于官方确定的中义范围,成为一个排他性的概念,超出这一范围的,都只能归入广义社会法范畴,否则会引起新的语词混乱。经济法学界已经有人提出以“社会性法”来称呼超出官方确定范围的那部分内容。笔者认为,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提法。
本来这一因历史原因引发的语词争论应当落下帷幕。然而,几年之后,用语争论开始被重新定性。“社会法作为第三法域的代名词”成为“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重要证据,并被冠以“法律理念”的称谓而受到批评。发动这场学术争鸣的,还有更为年青的学者。“立法机关将社会法定义为法律部门”值得肯定。“社会法是一个法律门类,而不是法律理念。”这些学者进一步将所谓“法律理念”的研究斥为“毫无价值”、“ 危害社会法的存在价值”近年来尽管持这种观点的撰文者增多,但从具体观点的阐述上看,均未有明显的突破。
(二)对中义社会法的褒扬
谢增毅以“史无前例”、“具有理论创新勇气”、“具有科学性”、“勇气和智慧”、“值得肯定”、“值得称道”、“比较恰当”、“有益尝试 ”、“触及了社会法的本质”等词语来称赞官方确定的中义社会法。
谢增毅赞扬道:“这一方面说明立法机关对社会法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立法机关对社会法理论创新的一种勇气。”如果我们以“中义社会法”做一个标杆,会发现世界上基本没有国家采用这样的所谓部门法设计或法理分类。如果我们将小于这一标杆的立法范围称为“狭义社会法”,将大于这一标杆的立法范围称为“广义社会法”,我们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作为法律部门设计的基本上都是“狭义社会法”;作为法群结构存在的主要是“广义社会法”。
(三)对广义社会法的贬低
对于广义社会法的国际影响,郑尚元的说法是:”不可能与国外社会法理论与制度进行比较。“谢增毅的说法是:“不符合目前国际上关于社会法的普遍学说。”然而,他们却忽视了在赞扬官方时透露出相互矛盾的信息:“立法机关将社会法定义为法律部门,而不是国际上曾经流行而且现在又受到国内某些学者推崇的’第三法域’,也值得肯定 。””第三法域 “的说法到底有没有国际影响力呢?至少从谢增毅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广义社会法”在德国法国日本均有人主张,在日本还极为流行,何来“不可能与国外社会法理论与制度进行比较”的说法?如果想表达曾经流行而现在不流行的意思,这些学者倒是应当认真思考我国目前处在什么样的发展阶段上,学者的任务并不是一味追求流行。
对于广义社会法的现实影响,谢增毅认为:“社会法只能沦为一种法律性质或者法律理念,”“最终将危害社会法的存在价值”这种观点以此消彼长的方式,将官方定义的“中义社会法”与“广义社会法”置于完全对立的地位。先不说“广义社会法”是不是仅仅只是“法律理念”,为什么法律性质或者法律理念的讨论要与“沦为”这样的贬义词联系,被称为“危害社会法的存在价值”?有关学者并无交待。立法实践脱离法律理念而发展,难道是一种正常的状态吗?
如果我们不割断历史看问题的话,官方关于社会法的定位决非空穴来风,这一点人大有关方面是有说明的:“关于法律部门,法学界有不同的划分方法,常委会根据立法工作的实际需要”进行划分。在此之前,“经济法”的提法已经频频出现,在我国现行的部门立法体制下,官方面对两个法律部门,将扣除经济法之外的内容作为社会法的内容,是一种很自然的选择,也反映了学者希望强化“社会法”这一概念的想法。在一个正常的管理秩序下,官方总是在学术争鸣中作出某种更为现实的决策。学者讲的是“理论逻辑”,官方讲的是“实际需要”。无论这种官方决策是否与某一种具体的学术观点相同,之前的社会法研究显然推动了官方对于社会法的关注和认识。
面对一些学者的质疑,如何理解“广义社会法”与“中义社会法 ”?两者应当是怎样的关系?笔者认为,对于广义社会法 的批评至少应当区分为两种情况:其一是批评者与被批评者只存在表面分歧;其二是批评者与被批评者存在着实质分歧,尤其应当关注为回避分歧,对被批评者观点进行歪曲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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