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社会法”与“中义社会法”(二)

二、“广义社会法”批评中的表面分歧

“中义社会法”对“广义社会法”最直接的批评是后者范围上的过于广泛。尽管秉持“中义社会法”的学者的实际观点并不相同,但稍加分析便会发现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在范围概括上,“中义社会法”学者均未摆脱“广义社会法”的逻辑。有些学者直接对狭义、中义、广义和泛义相关语词重新定义,将一部分学者概括为泛义的内容称为广义,概括为广义的内容称为中义,他们并不否定第三法域的存在。从具体论证上来看,这部分学者公开继承了以往“广义社会法”的研究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另一部分学者虽对“广义社会法”的研究方法持激烈批评的态度,但稍加留意便会发现他们与批评对象之间存有共识。

(一)批评者对于社会法的理解甚至比被批评者更为广义
批评者强调“广义社会法”涵盖的立法过于广泛。如何为官方定义的“中义社会法”量身打造一个统一的理论视角显然是主张“中义社会法”的理论工作者应当解决的问题。然而这些学者在大张旗鼓地批评“广义社会法”时,却悄悄进入 “广义社会法”甚至于超“广义社会法”的轨道。我们不妨对两位批评者的观点分别进行审视。
1、郑尚元的学术观点其实是一种“广义社会法”的观点
在官方的表述中,法律门类与法律部门可以被理解为互换的概念,两位批评者均持这种观点。当郑尚元强调“社会法是一个法律门类,而不是法律理念”时,首先就与自己的学术观点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两种冲突的表述在郑尚元早期的文章中同时存在郑尚元认为:“社会法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不是独立的法律部门 ”, “社会法不仅仅指社会保障法”,“社会法是调整自然人基本生活权利保障而衍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法律群”。作为法律群显然是以某种”法律理念“集合起来,”社会法主体具有扩散性“,强调的只是社会公共性,而没有特定的调整对象。而郑尚元又认为:”社会法是独立的法律部门。“”社会法有其特定的调整对象。“这种自相矛盾有时会出现在同一篇文章紧邻的上下两段中。例如,上一段表述:“社会法主体具有扩散性”,社会法法律关系的社会公共性决定了社会法主体的扩散性。”这显然是一个“广义社会法”的表述,然而下一段表述:“本文以社会法是独立法律部门的命题展开,寻求支持社会法作为独立部门法的理论依据。”这似乎是一个符合“中义社会法”的表述。社会法到底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当时就已经有学者指出郑的文章中存在两种自相矛盾的答案。然而,那时没有人认为“中义社会法”与“广义社会法”有什么冲突,这种表述最多也就是违反了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当学者本人将这种冲突上升到”有无理论价值“的高度时,我们就不得不来区别郑尚元已经发表的成果中,哪一种说法是主要的。遗憾的是,我们发现后一种观点实际上构成其主要观点。其理由是:
其一,从法律理念上看,郑尚元根本就反对”法律部门“这一行政划界的提法。郑尚元认为:”法律部门的学术运用存在着先天营养不良的现象。“”‘法律部门’一词是否科学值得怀疑,从英文文献中是找不到与该词相一致的英文译词的,即,’The department of law’, 如果有这样的表述,肯定大多数人不知所云部门总是与有关行政机构相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是与机构联系在一起的,不应该成为不同法律界别的名词.”
其二,在其作为法律部门进行表述时,所下定义其实也是”广义社会法”的,就”社会法是调整自然人基本生活权利保障而衍生的社会关系”而言,自然人的消费、交易、居住、相邻、婚姻、教育、雇佣显然都应涵盖在内,明显超出了官方定义的”中义社会法 “的范围,这些内容也无法涵盖在一个法律部门内。
其三,在其对法律部门所包含的具体内容进行列举时,“公益事业举办而形成的社会关系”,“教育权利保障形成的社会关系”等内容也是按广义社会法来概括的。
2、谢增毅的学术观点其实也是一种“广义社会法”的观点
谢增毅试图从弱势主体“生存权”这一视角出发来限定社会法的范围,于是涉及社会保障法这一社会法的狭义概念,社会保障法的核心范畴无疑是 “生存权”。 就生存权包含的范围而言,笔者以为《社会法范畴和体系探究 》一文给出了比较广泛的制度设计,即便如此,与官方划定的“中义社会法’相比,不包含的内容最主要的是劳动关系。 谢增毅是不同意这种概括的如何将这一”相对弱势“内容包含进去呢?谢增毅的回答是在”生存权“的基础上再加上”发展权“,”部分社会“加”全体社会“,”生存权和发展权“几乎涵盖了我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的全部追求,有多少经济、社会权利能不被涵盖?”部分社会“加”全体社会“更是将所有的社会关系一网打尽。难道这不是一个比”广义社会法“还要广义的概念吗?
弱势群体的”生存权“加上”发展权“,”部分社会“加”全体社会“,这种相加到底包含多少法律部门?谢增毅的回答是”在官方划定的范围外,可以将涉及公民住房权、教育权、健康权、安全权等教育法、医疗卫生法、安全生产法等保护公民社会权利的法律纳入社会法的范围之中,从而丰富社会法的体系。“这样的回答已经不是谢增毅所称道的”具有科学性的社会法定义“即”中义社会法“定义了,而进入了他们极力贬低的”广义社会法“的逻辑问题是,为什么只是加入这些内容,我们随便加入几项又如何?例如:迁移权、娱乐权消费权、婚姻权、知情权、选举权,难道这些不是弱势群体生存和发展应当享有的权利吗?当理论演绎到这种地步时,实在太随意了。
鉴于以上两位学者在社会法应当包含内容上的不确定,也许研究两位学者所理解的社会法不应涉及的范围更有意义,因为只有这一内容才具有确定性。从郑尚元的研究看,其强调”自然人基本生活权利保障而衍生的社会关系“,应当包括自然人消费关系,但其在列出范围时,却没有自然人消费关系。从谢增毅的研究看,弱势群体的”生存权“加上”发展权“,”部分社会“加”全体社会“,两者整合出来的社会权利,几乎可以将所有的法学研究领域一网打尽。然而有意思的是,谢增毅将公民住房权、教育权、健康权这些性质各异的社会关系都放入一个法律部门的调整范围时,却并未将消费环保这些更相近的关系放进来难道弱势群体只需住房教育,不需要消费吗?离开了环保能谈健康吗?这种逻辑上明明涵盖,却又在列举时硬性拉出,依据的已经不是法学逻辑,而是跑马圈地的潜规则,只能在无主土地上动脑筋消费环保早已名花有主说到底,一部分”中义社会法“主张者,其实是反对”广义社会法“将消费关系、环保关系纳入”保护弱者“理论的研究范围。
(二)批评者为什么会进入” 广义社会法“的逻辑
”中国的立法机关能在面对国际上各种社会法学说时,选择对中国社会法的理论和实践相对有利且具有科学性的社会法定义,的确值得称道。“这是谢增毅的评价。单就社会法定义而言,官方其实只是采纳了早已存在的”广义社会法“的定义。官方2003年提出的定义是:”社会法是在国家干预社会
生活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个法律门类。”我们不妨对比此前广义社会法提出的定义:“社会法是国家为保障社会利益,通过加强对社会生活干预而产生的一种立法。“观察两位学者的文字风格,对官方与对学者,从两个相反的方向将褒贬的形容效果发挥到极致,于是两个极其类似的定义,有着”捧到天上“与”贬入地下“的不同命运。批评者这种截然相反的评价,其实要从他们对官方那种”史无前例“、”具有理论创新勇气 “、”勇气和智慧“、”有益尝试“的赞美词中寻找依据。
对比”广义社会法“定义与官方定义的区别,官方强调社会法是”逐渐发展起来的一个法律门类“。观察我国九届全国人大与十届全国人大关于”社会法“的范围表述,两者并不相同。九届全国人大李鹏委员长的表述是:”调整劳动关系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关系的法律 。“十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景宇将”社会法“解释为:”规范劳动关系、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和特殊群体权益保障方面的法律关系的总和。“”所调整的是政府与社会之间、社会不同部分之间的法律关系。“社会法所涉及的范围有所放大。事实上,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提出社会法概念后,时任总理朱镕基在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对弱势群体的概念进行了阐述 。我国当时主要是按困难弱势群体的标准来构建法律体系。然而,人大自己已经申明,其是按实际工作需要来进行立法归类,除了立法理念,还要考虑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我国的法律部门本身强调的就是部门立法,更要考虑方便管理。我国在立法归类时,从2001年李鹏的表述看,主要是将当时劳动部、民政部管理的内容归为社会法;从2003年杨景宇的表述看,在将”特殊群体权益保障方面的法律关系“作为调整对象时,还加入了社会团体的内容,”社会不同部分之间的法律关系“。
当郑尚元、谢增毅将官方根据实际工作需要确定的一个立法分类上升为某种法律部门的理论定义时必然缺少理论含量,这一点”中义社会法“的赞美者也无法完全否定。”该定义仅仅指明社会法的范围,社会法的价值目标和核心范畴并不清晰 。“一个”价值目标和核心范畴并不清晰“而且范围本身也在变动的定义,怎么可能成为科学性的社会法定义?赞扬者似乎又一次陷入自相矛盾。尽管如此,他们依然表示,”广义社会法“” 基础理论阐述得再完美“也因”理论与实践脱节“而没有价值,应当让位于”价值目标和核心范畴并不清晰“的中义社会法。在郑尚元、谢增毅那里我们看到一种奇怪的逻辑。理论工作者的本职工作本应是”理论创新“,但郑尚元认为”毫无价值“;谢增毅更认为”危害社会法的存在价值“。理论创新的任务应当交给谁呢?他们的回答是”立法机关“。他们高度赞扬”立法机关对社会法理论创新的一种勇气“。学者的任务是什么呢?”关于社会法的价值目标和核心范
畴主要是学者的使命,不是立法机关应该做出的回答。“在”立法机关对社会法理论创新“之后,由学者来回答的”价值目标和核心范畴“充其量只是事后的图解政策。可见,他们并不是真的不要研究法律理念,只是要求这种法律理念限定在官方划定的法律门类内进行。
面对官方”逐渐发展起来“的提法,某些自称研究我国”中义社会法“的学者一方面看到了社会法的调整范围日益扩大的现实情况,另一方面又无法归纳出这种扩大的内在依据,于是将理论创新的任务推给了”立法机关 “。当学者的任务只是被简化为事后的图解政策,反映出我国一些自称为”中义社会法“的研究者陷入了某种理论困境。面对日益变动的立法范围,唯一确定的是基于某种行政划界而不纳入社会法的范围。一个较为功利的方法是:为社会法下一个奇大无比的定义,然后再根据某种行政划界将已经名花有主的内容生拉硬拽出来。官方划定法律部门是一种行政管理的需要。当学者自觉遵守且不夸大这种行政划界,就可能束缚学者的理论逻辑。当学者的理论逻辑与行政界定以及由此产生的潜规则发生冲突时,有些学者毫不犹豫地转向后者。在”中义社会法“研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一些论著正在丧失学者赖以生存的学术逻辑。
当一国的立法活动被描绘为”理论创新 “,并鼓励其以”创新勇气“做”史无前例 “的立法安排 。学者认为是在对立法机关赞扬,其实是在贬低。学者是以”理论创新“方式提方案的,立法机关是在此基础上做选择 。两者关系如果颠倒,社会会陷入极大的混乱。法律作为社会的稳定器是偏向保守的,以立法的形式进行”理论创新“这种越俎代庖的行为,无异于视立法为儿戏。”创新勇气“越大,整个社会付出代价也越大。十年动乱发生的原因之一就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将”史无前例“的理论,简单地付诸社会实践。笔者认为,经历如此惨痛教训的国度是不会轻易接受那种以立法的形式进行”理论创新“的创新理论的。
其实,官方确定”中义社会法“时,并不是在进行所谓”史无前例“理论创新,更不是让”法律门类“脱离法律理念 从国际视角来观察我国官方的社会法表述,从1843年英国的新《济贫法》 到 1883-1889年德国的一系列社会保险法案再到1935年美国的《社会保障法案》,直到当今社会法被理解为一个法群,社会法无论从”法律理念“还是”法律门类”(这两者本没有什么冲突,没有一国的立法实践会让法律门类脱离法律理念),显然是从狭义走向广义 我国官方主张的”中义社会法”在制度设计时已经进入 21世纪,一开始就比保障弱势群体生存权范围更广泛,为制度改良留下了一定的空间。这也体现了我国官方对社会问题的认识逐步深化,这种从狭义走向广义的定位,体现了”广义社会法 “的要求,与国际趋势也是一致的 然而,随着这种扩大,我们是否应当将一个庞大的法群称为”法律部门 “则是应当商榷的。”法律部门“体现的是部门立法的概念,这种行政划界也会给我国立法带来一定的局限性。
总之,当前社会法学术研究对于社会法应当从狭义走向广义并无真正分歧,所争论的只是学者是否应当触碰国家的行政划界。这一争论涉及了更为实质的分歧。

“广义社会法”与“中义社会法”(二)

二、“广义社会法”批评中的表面分歧

“中义社会法”对“广义社会法”最直接的批评是后者范围上的过于广泛。尽管秉持“中义社会法”的学者的实际观点并不相同,但稍加分析便会发现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在范围概括上,“中义社会法”学者均未摆脱“广义社会法”的逻辑。有些学者直接对狭义、中义、广义和泛义相关语词重新定义,将一部分学者概括为泛义的内容称为广义,概括为广义的内容称为中义,他们并不否定第三法域的存在。从具体论证上来看,这部分学者公开继承了以往“广义社会法”的研究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另一部分学者虽对“广义社会法”的研究方法持激烈批评的态度,但稍加留意便会发现他们与批评对象之间存有共识。

(一)批评者对于社会法的理解甚至比被批评者更为广义
批评者强调“广义社会法”涵盖的立法过于广泛。如何为官方定义的“中义社会法”量身打造一个统一的理论视角显然是主张“中义社会法”的理论工作者应当解决的问题。然而这些学者在大张旗鼓地批评“广义社会法”时,却悄悄进入 “广义社会法”甚至于超“广义社会法”的轨道。我们不妨对两位批评者的观点分别进行审视。
1、郑尚元的学术观点其实是一种“广义社会法”的观点
在官方的表述中,法律门类与法律部门可以被理解为互换的概念,两位批评者均持这种观点。当郑尚元强调“社会法是一个法律门类,而不是法律理念”时,首先就与自己的学术观点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两种冲突的表述在郑尚元早期的文章中同时存在郑尚元认为:“社会法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不是独立的法律部门 ”, “社会法不仅仅指社会保障法”,“社会法是调整自然人基本生活权利保障而衍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法律群”。作为法律群显然是以某种”法律理念“集合起来,”社会法主体具有扩散性“,强调的只是社会公共性,而没有特定的调整对象。而郑尚元又认为:”社会法是独立的法律部门。“”社会法有其特定的调整对象。“这种自相矛盾有时会出现在同一篇文章紧邻的上下两段中。例如,上一段表述:“社会法主体具有扩散性”,社会法法律关系的社会公共性决定了社会法主体的扩散性。”这显然是一个“广义社会法”的表述,然而下一段表述:“本文以社会法是独立法律部门的命题展开,寻求支持社会法作为独立部门法的理论依据。”这似乎是一个符合“中义社会法”的表述。社会法到底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当时就已经有学者指出郑的文章中存在两种自相矛盾的答案。然而,那时没有人认为“中义社会法”与“广义社会法”有什么冲突,这种表述最多也就是违反了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当学者本人将这种冲突上升到”有无理论价值“的高度时,我们就不得不来区别郑尚元已经发表的成果中,哪一种说法是主要的。遗憾的是,我们发现后一种观点实际上构成其主要观点。其理由是:
其一,从法律理念上看,郑尚元根本就反对”法律部门“这一行政划界的提法。郑尚元认为:”法律部门的学术运用存在着先天营养不良的现象。“”‘法律部门’一词是否科学值得怀疑,从英文文献中是找不到与该词相一致的英文译词的,即,’The department of law’, 如果有这样的表述,肯定大多数人不知所云部门总是与有关行政机构相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是与机构联系在一起的,不应该成为不同法律界别的名词.”
其二,在其作为法律部门进行表述时,所下定义其实也是”广义社会法”的,就”社会法是调整自然人基本生活权利保障而衍生的社会关系”而言,自然人的消费、交易、居住、相邻、婚姻、教育、雇佣显然都应涵盖在内,明显超出了官方定义的”中义社会法 “的范围,这些内容也无法涵盖在一个法律部门内。
其三,在其对法律部门所包含的具体内容进行列举时,“公益事业举办而形成的社会关系”,“教育权利保障形成的社会关系”等内容也是按广义社会法来概括的。
2、谢增毅的学术观点其实也是一种“广义社会法”的观点
谢增毅试图从弱势主体“生存权”这一视角出发来限定社会法的范围,于是涉及社会保障法这一社会法的狭义概念,社会保障法的核心范畴无疑是 “生存权”。 就生存权包含的范围而言,笔者以为《社会法范畴和体系探究 》一文给出了比较广泛的制度设计,即便如此,与官方划定的“中义社会法’相比,不包含的内容最主要的是劳动关系。 谢增毅是不同意这种概括的如何将这一”相对弱势“内容包含进去呢?谢增毅的回答是在”生存权“的基础上再加上”发展权“,”部分社会“加”全体社会“,”生存权和发展权“几乎涵盖了我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的全部追求,有多少经济、社会权利能不被涵盖?”部分社会“加”全体社会“更是将所有的社会关系一网打尽。难道这不是一个比”广义社会法“还要广义的概念吗?
弱势群体的”生存权“加上”发展权“,”部分社会“加”全体社会“,这种相加到底包含多少法律部门?谢增毅的回答是”在官方划定的范围外,可以将涉及公民住房权、教育权、健康权、安全权等教育法、医疗卫生法、安全生产法等保护公民社会权利的法律纳入社会法的范围之中,从而丰富社会法的体系。“这样的回答已经不是谢增毅所称道的”具有科学性的社会法定义“即”中义社会法“定义了,而进入了他们极力贬低的”广义社会法“的逻辑问题是,为什么只是加入这些内容,我们随便加入几项又如何?例如:迁移权、娱乐权消费权、婚姻权、知情权、选举权,难道这些不是弱势群体生存和发展应当享有的权利吗?当理论演绎到这种地步时,实在太随意了。
鉴于以上两位学者在社会法应当包含内容上的不确定,也许研究两位学者所理解的社会法不应涉及的范围更有意义,因为只有这一内容才具有确定性。从郑尚元的研究看,其强调”自然人基本生活权利保障而衍生的社会关系“,应当包括自然人消费关系,但其在列出范围时,却没有自然人消费关系。从谢增毅的研究看,弱势群体的”生存权“加上”发展权“,”部分社会“加”全体社会“,两者整合出来的社会权利,几乎可以将所有的法学研究领域一网打尽。然而有意思的是,谢增毅将公民住房权、教育权、健康权这些性质各异的社会关系都放入一个法律部门的调整范围时,却并未将消费环保这些更相近的关系放进来难道弱势群体只需住房教育,不需要消费吗?离开了环保能谈健康吗?这种逻辑上明明涵盖,却又在列举时硬性拉出,依据的已经不是法学逻辑,而是跑马圈地的潜规则,只能在无主土地上动脑筋消费环保早已名花有主说到底,一部分”中义社会法“主张者,其实是反对”广义社会法“将消费关系、环保关系纳入”保护弱者“理论的研究范围。
(二)批评者为什么会进入” 广义社会法“的逻辑
”中国的立法机关能在面对国际上各种社会法学说时,选择对中国社会法的理论和实践相对有利且具有科学性的社会法定义,的确值得称道。“这是谢增毅的评价。单就社会法定义而言,官方其实只是采纳了早已存在的”广义社会法“的定义。官方2003年提出的定义是:”社会法是在国家干预社会
生活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个法律门类。”我们不妨对比此前广义社会法提出的定义:“社会法是国家为保障社会利益,通过加强对社会生活干预而产生的一种立法。“观察两位学者的文字风格,对官方与对学者,从两个相反的方向将褒贬的形容效果发挥到极致,于是两个极其类似的定义,有着”捧到天上“与”贬入地下“的不同命运。批评者这种截然相反的评价,其实要从他们对官方那种”史无前例“、”具有理论创新勇气 “、”勇气和智慧“、”有益尝试“的赞美词中寻找依据。
对比”广义社会法“定义与官方定义的区别,官方强调社会法是”逐渐发展起来的一个法律门类“。观察我国九届全国人大与十届全国人大关于”社会法“的范围表述,两者并不相同。九届全国人大李鹏委员长的表述是:”调整劳动关系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关系的法律 。“十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景宇将”社会法“解释为:”规范劳动关系、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和特殊群体权益保障方面的法律关系的总和。“”所调整的是政府与社会之间、社会不同部分之间的法律关系。“社会法所涉及的范围有所放大。事实上,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提出社会法概念后,时任总理朱镕基在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对弱势群体的概念进行了阐述 。我国当时主要是按困难弱势群体的标准来构建法律体系。然而,人大自己已经申明,其是按实际工作需要来进行立法归类,除了立法理念,还要考虑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我国的法律部门本身强调的就是部门立法,更要考虑方便管理。我国在立法归类时,从2001年李鹏的表述看,主要是将当时劳动部、民政部管理的内容归为社会法;从2003年杨景宇的表述看,在将”特殊群体权益保障方面的法律关系“作为调整对象时,还加入了社会团体的内容,”社会不同部分之间的法律关系“。
当郑尚元、谢增毅将官方根据实际工作需要确定的一个立法分类上升为某种法律部门的理论定义时必然缺少理论含量,这一点”中义社会法“的赞美者也无法完全否定。”该定义仅仅指明社会法的范围,社会法的价值目标和核心范畴并不清晰 。“一个”价值目标和核心范畴并不清晰“而且范围本身也在变动的定义,怎么可能成为科学性的社会法定义?赞扬者似乎又一次陷入自相矛盾。尽管如此,他们依然表示,”广义社会法“” 基础理论阐述得再完美“也因”理论与实践脱节“而没有价值,应当让位于”价值目标和核心范畴并不清晰“的中义社会法。在郑尚元、谢增毅那里我们看到一种奇怪的逻辑。理论工作者的本职工作本应是”理论创新“,但郑尚元认为”毫无价值“;谢增毅更认为”危害社会法的存在价值“。理论创新的任务应当交给谁呢?他们的回答是”立法机关“。他们高度赞扬”立法机关对社会法理论创新的一种勇气“。学者的任务是什么呢?”关于社会法的价值目标和核心范
畴主要是学者的使命,不是立法机关应该做出的回答。“在”立法机关对社会法理论创新“之后,由学者来回答的”价值目标和核心范畴“充其量只是事后的图解政策。可见,他们并不是真的不要研究法律理念,只是要求这种法律理念限定在官方划定的法律门类内进行。
面对官方”逐渐发展起来“的提法,某些自称研究我国”中义社会法“的学者一方面看到了社会法的调整范围日益扩大的现实情况,另一方面又无法归纳出这种扩大的内在依据,于是将理论创新的任务推给了”立法机关 “。当学者的任务只是被简化为事后的图解政策,反映出我国一些自称为”中义社会法“的研究者陷入了某种理论困境。面对日益变动的立法范围,唯一确定的是基于某种行政划界而不纳入社会法的范围。一个较为功利的方法是:为社会法下一个奇大无比的定义,然后再根据某种行政划界将已经名花有主的内容生拉硬拽出来。官方划定法律部门是一种行政管理的需要。当学者自觉遵守且不夸大这种行政划界,就可能束缚学者的理论逻辑。当学者的理论逻辑与行政界定以及由此产生的潜规则发生冲突时,有些学者毫不犹豫地转向后者。在”中义社会法“研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一些论著正在丧失学者赖以生存的学术逻辑。
当一国的立法活动被描绘为”理论创新 “,并鼓励其以”创新勇气“做”史无前例 “的立法安排 。学者认为是在对立法机关赞扬,其实是在贬低。学者是以”理论创新“方式提方案的,立法机关是在此基础上做选择 。两者关系如果颠倒,社会会陷入极大的混乱。法律作为社会的稳定器是偏向保守的,以立法的形式进行”理论创新“这种越俎代庖的行为,无异于视立法为儿戏。”创新勇气“越大,整个社会付出代价也越大。十年动乱发生的原因之一就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将”史无前例“的理论,简单地付诸社会实践。笔者认为,经历如此惨痛教训的国度是不会轻易接受那种以立法的形式进行”理论创新“的创新理论的。
其实,官方确定”中义社会法“时,并不是在进行所谓”史无前例“理论创新,更不是让”法律门类“脱离法律理念 从国际视角来观察我国官方的社会法表述,从1843年英国的新《济贫法》 到 1883-1889年德国的一系列社会保险法案再到1935年美国的《社会保障法案》,直到当今社会法被理解为一个法群,社会法无论从”法律理念“还是”法律门类”(这两者本没有什么冲突,没有一国的立法实践会让法律门类脱离法律理念),显然是从狭义走向广义 我国官方主张的”中义社会法”在制度设计时已经进入 21世纪,一开始就比保障弱势群体生存权范围更广泛,为制度改良留下了一定的空间。这也体现了我国官方对社会问题的认识逐步深化,这种从狭义走向广义的定位,体现了”广义社会法 “的要求,与国际趋势也是一致的 然而,随着这种扩大,我们是否应当将一个庞大的法群称为”法律部门 “则是应当商榷的。”法律部门“体现的是部门立法的概念,这种行政划界也会给我国立法带来一定的局限性。
总之,当前社会法学术研究对于社会法应当从狭义走向广义并无真正分歧,所争论的只是学者是否应当触碰国家的行政划界。这一争论涉及了更为实质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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