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良的人,无奈的处境,悲壮的法制进程

上周六,首都机场T3航站楼B口传来巨大爆炸声,一名坐轮椅的男子在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到达大厅B出口外引爆了自制爆炸装置。

经公安机关初步核实,该男子名为冀中星,1979年生,山东菏泽人,曾在广东打工,因被治安员殴打已上访多年。因觉得受到不公正对待,到机场发放传单被阻拦,随即在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引爆了自制的类似鞭炮的爆炸装置,造成本人胳膊受伤,一名警员也受轻伤。

虽然选择了机场这样一个拥挤的公共场所,但冀中星在点燃爆炸物前曾高喊“躲远点,我有炸弹”,这样的举动说明他并无害人之心,其目的主要是通过实施爆炸引起舆论关注。

据网上的知情人士介绍,冀中星1999年都来到东莞打工,之后买了辆摩托车拉客营运。2005年6月的一天晚上,冀中星在拉客过程中遇到治安队员进行检查(因为当时东莞不允许骑车带人),后遭到多名治安员持械殴打,当场就昏迷过去。事后冀中星一方面向公安报案,希望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另一方面提起了民事诉讼,索要人身损害赔偿。然而,尽管冀中星及其律师提交了证人证言以及医院的伤情报告等证据,但最终无论是公安机关还是法院都认为冀中星证据不充分,一方面公安机关决定不予立案,另一方面法院也没有支持冀中星的诉讼请求。

遭遇侵害的冀中星穷尽法律途径都没有获得救济。之后,由于无钱继续医治,冀中星曾试图求助媒体与社会舆论的力量,希望可以引起各界对自己遭遇的关注,但多种努力最终换来一场空,在这样的背景下,爆炸事件就不幸上演了。

类似冀中星这样求告无门诉诸极端的事件显然不是第一次发生,之类事件中也不乏因为劳动争议而引发的悲剧,刘汉黄事件正是一例。

当年刘汉黄“冲冠一怒”杀害了两名台商,导火索其实很简单,就是企业没有及时支付相关的工伤赔付。

经历了劳动仲裁、一审、二审,直至事发当天,距离其发生工伤已经过去9个月了,刘汉黄仍未从用人单位拿到工伤赔付。也许正是漫长的过程让他渐渐失去耐心,刘汉黄最终选择诉诸暴力。其实,在刘汉黄事件中,如果工伤赔偿费可以由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再由国家有关部门向用人单位代位追偿,考虑到国家行政部门的专业性与公信力能够显著缩议价过程,血案完全有可能避免。那么,为什么我们没能及时建立起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的制度呢?

其实,我们一度离实现这一制度很近,立法也未曾停止过这方面的努力,但一系列的司法解读却使得这一制度的实现基础遭到落空,改变了许多像刘汉黄一样劳动者的命运。

基于现有的法律体系,若要在工伤保险中确立工伤保险基金的代位求偿制度,前提应当是劳动者只能因工伤事故领取一份待遇给付或赔付。但是,一位前最高院的副院长曾在答记者问时表示:“如果劳动者受工伤是第三人的侵权行为造成,第三人不能免除民事赔偿责任。例如职工因公出差遭遇交通事故,工伤职工虽然享有工伤保险待遇,但对交通肇事者负有责任的第三人仍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也就是说,这位前最高院的副院长认为,工伤保险中劳动者可以同时拿两份待遇给付或赔付。之后,最高院在一份给新疆高院的答复中,正式在案件处理中适用了这一说法。

然而,这样的法律解读,颠覆了损害赔偿的填平原则,最终使得伤者基于一个事件主张双重救助进而获得两分赔偿这种违背的法律失衡现象大量出现。也许会有人说,工伤保险不是财产险,而是具有人身险的性质,生命与健康无价,所以不适用填平原则。但是,工伤保险从诞生之日起其性质就与商业保险有着根本区别,由雇主责任险演变而来的工伤保险是经过怎样的逻辑改造变成了人身险?又是如何能够突破“一个人不能凭借保险获得额外利益”的基本原理使伤者获得双重赔付呢?正是由于前述的错误法律解读,工伤保险脱离了雇主责任保险的定性,最终使得工伤保险无法适用基于填平原则衍生而产生的代位求偿制度,工伤保险基金自然也就不可能去承担先行垫付义务。

这样的处理方式直接导致了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失当的局面。一方面,通过“搭便车”而进入工伤认定的交通事故,受伤者可以分别从侵权人与工伤保险基金获取两份给付或赔付;另一方面,像刘汉黄这样切切实实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工作原因遭遇工伤的劳动者,却可能因为用人单位拖拖拉拉的讨价还价抑或不配合,迟迟连一分赔付都拿不到。其实,如果能够消除对法律的错误解读,让工伤保险回归本位,从而落实工伤保险基金先行垫付、再代位求偿的制度,不仅可以纠正拿两份赔付的悖论,也可以切实保护像“刘汉黄”这样的劳动者能够及时获得救济。

值得欣慰的是,刘汉黄事件发生不久之后,《社会保险法》在工伤保险领域确立了工伤保险基金先行垫付、再代位求偿的制度,如果这一制度能够有效落实,最终将有效避免类似刘汉黄事件的悲剧再次发生。然而此时,刘汉黄(一审被判死缓)与那位原最高院副院长均已身陷囹圄,前者因为故意杀人,后者则因为贪污腐败。

虽然我们不敢断言刘汉黄案件与这位前最高院副院长的下台共同推动了《社会保险法》引入代位求偿制度,但我们却不得不承认,在有些时候我国法律制度的进步与完善,确实是由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突发事件推动的,例如孙志刚事件与《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唐福珍自焚事件与《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废止,以及新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颁布施行;杭州“七十码”事件与危险驾驶罪入刑;兰考孤儿院火灾将推动出台《儿童社会福利条例》。除此之外,突发事件引发的运动整风式的执法风暴更是不计其数。

其实,法律制度的进步与完善应当是基于逻辑与现实的考量,如果立法及时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很多社会问题本可以通过正常的途径解决。当人们在现有制度环境下穷尽所有的正常途径都无法解决问题时,才会诉诸于非正常的、甚至是暴力的手段。立法、执法与司法不应该只有在面对如此鲜活的突发事件时,才迟钝的、甚至极不情愿的作出改变,因为这样的转变成本太高,牺牲的不仅是脆弱的生命,还有社会的稳定与人心的向背。

视线回到冀中星身上,其行为的违法性不容否认,像他这种通过极端方式获取关注的做法也绝对不能够提倡,但是如此一位平凡普通、虽遭遇不幸不公但仍心存善念的男人,遭遇法律制度对他正当权利救济失灵时,无奈的他又该怎么办呢?冀中星引爆的炸药不仅炸伤了自己,也炸伤了我国法制的尊严。

 

——部分内容源自董保华:“刘汉黄的故事——关于‘布衣之怒’的联想”,《名案背后的劳动法思考》,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

善良的人,无奈的处境,悲壮的法制进程

上周六,首都机场T3航站楼B口传来巨大爆炸声,一名坐轮椅的男子在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到达大厅B出口外引爆了自制爆炸装置。

经公安机关初步核实,该男子名为冀中星,1979年生,山东菏泽人,曾在广东打工,因被治安员殴打已上访多年。因觉得受到不公正对待,到机场发放传单被阻拦,随即在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引爆了自制的类似鞭炮的爆炸装置,造成本人胳膊受伤,一名警员也受轻伤。

虽然选择了机场这样一个拥挤的公共场所,但冀中星在点燃爆炸物前曾高喊“躲远点,我有炸弹”,这样的举动说明他并无害人之心,其目的主要是通过实施爆炸引起舆论关注。

据网上的知情人士介绍,冀中星1999年都来到东莞打工,之后买了辆摩托车拉客营运。2005年6月的一天晚上,冀中星在拉客过程中遇到治安队员进行检查(因为当时东莞不允许骑车带人),后遭到多名治安员持械殴打,当场就昏迷过去。事后冀中星一方面向公安报案,希望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另一方面提起了民事诉讼,索要人身损害赔偿。然而,尽管冀中星及其律师提交了证人证言以及医院的伤情报告等证据,但最终无论是公安机关还是法院都认为冀中星证据不充分,一方面公安机关决定不予立案,另一方面法院也没有支持冀中星的诉讼请求。

遭遇侵害的冀中星穷尽法律途径都没有获得救济。之后,由于无钱继续医治,冀中星曾试图求助媒体与社会舆论的力量,希望可以引起各界对自己遭遇的关注,但多种努力最终换来一场空,在这样的背景下,爆炸事件就不幸上演了。

类似冀中星这样求告无门诉诸极端的事件显然不是第一次发生,之类事件中也不乏因为劳动争议而引发的悲剧,刘汉黄事件正是一例。

当年刘汉黄“冲冠一怒”杀害了两名台商,导火索其实很简单,就是企业没有及时支付相关的工伤赔付。

经历了劳动仲裁、一审、二审,直至事发当天,距离其发生工伤已经过去9个月了,刘汉黄仍未从用人单位拿到工伤赔付。也许正是漫长的过程让他渐渐失去耐心,刘汉黄最终选择诉诸暴力。其实,在刘汉黄事件中,如果工伤赔偿费可以由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再由国家有关部门向用人单位代位追偿,考虑到国家行政部门的专业性与公信力能够显著缩议价过程,血案完全有可能避免。那么,为什么我们没能及时建立起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的制度呢?

其实,我们一度离实现这一制度很近,立法也未曾停止过这方面的努力,但一系列的司法解读却使得这一制度的实现基础遭到落空,改变了许多像刘汉黄一样劳动者的命运。

基于现有的法律体系,若要在工伤保险中确立工伤保险基金的代位求偿制度,前提应当是劳动者只能因工伤事故领取一份待遇给付或赔付。但是,一位前最高院的副院长曾在答记者问时表示:“如果劳动者受工伤是第三人的侵权行为造成,第三人不能免除民事赔偿责任。例如职工因公出差遭遇交通事故,工伤职工虽然享有工伤保险待遇,但对交通肇事者负有责任的第三人仍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也就是说,这位前最高院的副院长认为,工伤保险中劳动者可以同时拿两份待遇给付或赔付。之后,最高院在一份给新疆高院的答复中,正式在案件处理中适用了这一说法。

然而,这样的法律解读,颠覆了损害赔偿的填平原则,最终使得伤者基于一个事件主张双重救助进而获得两分赔偿这种违背的法律失衡现象大量出现。也许会有人说,工伤保险不是财产险,而是具有人身险的性质,生命与健康无价,所以不适用填平原则。但是,工伤保险从诞生之日起其性质就与商业保险有着根本区别,由雇主责任险演变而来的工伤保险是经过怎样的逻辑改造变成了人身险?又是如何能够突破“一个人不能凭借保险获得额外利益”的基本原理使伤者获得双重赔付呢?正是由于前述的错误法律解读,工伤保险脱离了雇主责任保险的定性,最终使得工伤保险无法适用基于填平原则衍生而产生的代位求偿制度,工伤保险基金自然也就不可能去承担先行垫付义务。

这样的处理方式直接导致了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失当的局面。一方面,通过“搭便车”而进入工伤认定的交通事故,受伤者可以分别从侵权人与工伤保险基金获取两份给付或赔付;另一方面,像刘汉黄这样切切实实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工作原因遭遇工伤的劳动者,却可能因为用人单位拖拖拉拉的讨价还价抑或不配合,迟迟连一分赔付都拿不到。其实,如果能够消除对法律的错误解读,让工伤保险回归本位,从而落实工伤保险基金先行垫付、再代位求偿的制度,不仅可以纠正拿两份赔付的悖论,也可以切实保护像“刘汉黄”这样的劳动者能够及时获得救济。

值得欣慰的是,刘汉黄事件发生不久之后,《社会保险法》在工伤保险领域确立了工伤保险基金先行垫付、再代位求偿的制度,如果这一制度能够有效落实,最终将有效避免类似刘汉黄事件的悲剧再次发生。然而此时,刘汉黄(一审被判死缓)与那位原最高院副院长均已身陷囹圄,前者因为故意杀人,后者则因为贪污腐败。

虽然我们不敢断言刘汉黄案件与这位前最高院副院长的下台共同推动了《社会保险法》引入代位求偿制度,但我们却不得不承认,在有些时候我国法律制度的进步与完善,确实是由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突发事件推动的,例如孙志刚事件与《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唐福珍自焚事件与《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废止,以及新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颁布施行;杭州“七十码”事件与危险驾驶罪入刑;兰考孤儿院火灾将推动出台《儿童社会福利条例》。除此之外,突发事件引发的运动整风式的执法风暴更是不计其数。

其实,法律制度的进步与完善应当是基于逻辑与现实的考量,如果立法及时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很多社会问题本可以通过正常的途径解决。当人们在现有制度环境下穷尽所有的正常途径都无法解决问题时,才会诉诸于非正常的、甚至是暴力的手段。立法、执法与司法不应该只有在面对如此鲜活的突发事件时,才迟钝的、甚至极不情愿的作出改变,因为这样的转变成本太高,牺牲的不仅是脆弱的生命,还有社会的稳定与人心的向背。

视线回到冀中星身上,其行为的违法性不容否认,像他这种通过极端方式获取关注的做法也绝对不能够提倡,但是如此一位平凡普通、虽遭遇不幸不公但仍心存善念的男人,遭遇法律制度对他正当权利救济失灵时,无奈的他又该怎么办呢?冀中星引爆的炸药不仅炸伤了自己,也炸伤了我国法制的尊严。

 

——部分内容源自董保华:“刘汉黄的故事——关于‘布衣之怒’的联想”,《名案背后的劳动法思考》,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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